“文革”一开始，于亚男就知道自己不可能置身于运动之外。县城里的造反派分成了两派，都宣称自己是最忠于领袖、最正宗的左派，对敌人斗争最坚决、最不留情，于是，每开批斗大会，都会争着把于亚男拉去作为斗争对象。但是，无论哪派都无法证实他们的胜利，因为于亚男始终不肯认罪。在威胁、恫吓、逼迫和拳脚相加面前，这个瘦小伛偻的老太婆一次次倔强地抬起头来，举着她那张疤痕累累的脸，反复地说着那句话：“我不是国民党特务，你们胡说。”
新成立的县革命委员会亦不甘落后，组建专案组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工作，不仅从原省监察委员会调来了于亚男的案卷，还把蔡如廉作为证人押送到了萸江。为了斗倒于亚男，县革委在河洲里召开了有各派组织参加的万人批斗大会。
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于亚男站在台上，既使被反绑了胳膊，脖子上挂着“国民党特务”的牌子，也感到了这个春天里少有的心旷神怡。她的目光越过人头攒动的会场，远眺着悠悠东去的资江，对自己的处境漠不关心。蔡如廉被拖上台，站在她的左侧，她丝毫不感到意外，只拿眼角余光不经意地瞟了一下。蔡如廉的龙钟老态几乎令她难以相认，向来注意外表的他衣衫褴褛邋里邋遢，没有衣冠和风度的掩饰，他的怯懦一经暴露便成了令人厌恶的卑琐。她极目远方，让明净的天空、雄秀的山峦和亮丽的阳光美化自己的眼界。无论是嘈杂的高音喇叭声还是喧嚣的口号声，她都充耳未闻。后来被人按下了头颅，她仍神游八方，思通万里，直到造反派勒令蔡如廉与她当面对证，才稍稍把心思收了回来。
“蔡如廉，大革命失败那年，你是不是暗中介绍于亚男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？”造反派喝问。“是。”蔡如廉战战兢兢，头垂得几乎抵着膝盖。“是不是又派她打入共产党游击队当了队长？”造反派又问。“是。”蔡如廉声如蚊鸣……面对一系列指控，于亚男嘴角滑过一抹轻蔑的微笑。当造反派厉声叱问她是否认罪时，她沉着地向那个翘首以待的麦克风跨近了一步。“一派胡言！”她的声音并不大，但一字一顿，经喇叭放大之后，便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撞击了所有人的耳鼓。会场沉寂下来，人们面面相觑，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……但顷刻之间，这沉寂便被爆发的口号湮没了。“于亚男不投降，就叫她灭亡！”造反派们喊得声嘶力竭。口号甫止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跳上台去，指责会议主持人：“你们怎么让阶级敌人如此猖狂？怎么不剥掉她的外衣、打掉她的气焰？！”说罢窜到于亚男跟前，抓住她的衣领奋力一撕，往下一扒。她的这件灰色列宁装上衣已是补巴叠补巴，破旧不堪，它连同里面的衬衣，被轻易地撕开了。裂帛声响过之后，她的瘦削的右肩，她突起的锁骨，她的洁白的胸脯，全都裸露出来。会场里呀地一声惊呼，接着一阵小小骚动。她没有惊慌，也没感到羞耻，她稍稍往下一瞟，第一次看到了自己暴露在阳光下的身体。她没料到自己这么干瘦，两只从未哺育过的乳房像两朵枯萎的花紧贴在瘦骨棱棱的胸脯上。她缓缓抬起头，平静地说：“你们看吧，你们的姐妹，你们的母亲，都是这个样子。”在她的身旁，蔡如廉捂住了面孔，虾公般弯曲的身子打摆子般颤抖起来……
批斗大会没法往下开了，造反派们给她松了绑，一面喝令她掩上怀，一面高呼时髦的口号，将她和蔡如廉一同押上去监狱的卡车。卡车摇摇晃晃地驶过萸江上新修的公路桥，萸江中学的校舍在她的眼里一晃而过。她盯了蔡如廉一眼，蔡如廉无法忍受，背过身去。
到了监狱，下了车，他们分开回各自的牢房时，蔡如廉突然不顾一切地冲她扬起双手，怆然叫道：“秀英！你原谅我吧，我是屈打成招呀！”但是她不理睬他，她可以原谅他的懦弱，可以原谅他的卑琐，也可以原谅他的屈打成招，但她不原谅他对信仰的背叛，永远也不。
深夜，她裹着一条毯子，倚着女牢的墙正欲入睡，监狱过道里一阵异常慌乱的脚步声惊醒了她。隔着铁窗一瞧，几个看管人员抬着一具尸体匆匆走过。那尸体的脖子上，还悬着一根带子，一甩一摆宛若一条蛇。一个看管过来，喝令犯人都回铺睡觉，不许观看。她趁机问发生了什么事。看管不耐烦地说，那个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手里都当过县长的蔡如廉自绝于人民，把自己吊死在铁窗上了。她回到铺上，搂着毯子，泪水忽然就流了下来。不知是为蔡如廉的可悲下场，还是为她与他曾有过的极其短暂的恩爱，如此刚强的她，泪流潸然……
或许因为批斗她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，造反派再也没有斗过她。关押了三个多月后，专案组的人向她宣布了县革委的处理决定：一，即日起开除她的党籍；二，恢复原来的姓名陈秀英，不许她再以于亚男的名义欺骗党；三，立即遣送新成立的青龙山“五·七”干校强迫劳动改造，以观后效。至于是否认定她是国民党特务，县革委没有说。
于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，于亚男——现在该称她陈秀英了——来到了她曾打过游击的青龙山。“五·七”干校由一个废弃的劳改林场改建而成，来此的人大多是县直机关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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